很多時候我給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個話很少，比較安靜的人。的確如果在人多的場合，特別是很多陌生人的話，我是比較慢熱的。然而安靜有時候只是因為我比較喜歡聆聽多於發表意見，而這種寡言的性格可能要追溯回到中學的時候。

中學的時候我是辯論隊成員，大概在辦論隊待了四年的時間。辯論是一項需要鍛煉的技巧，從咬字到臨場反應，都是經過反覆的練習和無數的模擬比賽、正式比賽累積而成。當時沒想到辯論能帶給我甚麼好處，純粹就是覺得好玩，所以就一直參與。不過現在回想起來，因為學習過辯論，在日後的電影路上還是對自己挺有幫助。像之前提到，一個新導演，常常需要帶着自己的電影項目去做Pitching，在人前簡潔地介紹一個概念，在辯論隊那幾年的經驗確實給了很大的幫助。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，是學會了一種看世界的方法。因為在辯論的過程中，正反雙方不是自己選擇，而是透過抽籤來決定，所以每一條辯題你有可能是正方，也有可能是反方，你有可能是任何立場，世界不再是非黑即白，你儘管不信服那條命題，但你必須要找一個你能體諒和認同的觀點來打這場比賽。當你認知到世界沒有絕對的對和錯，世界會變得更開闊。像電影裡頭，我們常講，沒有壞人會是絕對的壞人，如果他／她只是一個天生邪惡的人，那這個角色會變得很平面，沒有理由去支持他／她做那些「壞事」，那人物就不夠立體。其實這也是對人多一份同理心的過程，嘗試去了解和你不同的人的立場，你不一定要認同他／她，但你需要了解他／她為甚麼這樣做。

話又說回來，我不喜歡隨便講太多話，也是因為辯論。在辯論場上，所有的討論都是有規範的，怎樣的立論會有多少分，有支撐的理據又有多少分，甚麼都會算分數，但在真實的生活當中，並不是這樣。在辯論場以外就算你再有理，對方只要是情緒激動或非理性的話，根本沒甚麼好談的。潑婦罵街一般來說會是扣分的，不過你如果真實面對一些爭議，而你很斯文的去講一個論述，多數情況下你都會輸，或是沒有人願意聽。當有些人只堅持自己的想法，沒有任何理據支撐，講的都是感覺，你把數據、證明都搬出來也不會有多大的改變。舉例來說，我記得有一次只是很平常地討論一個男女分工的問題，對方說社會幾百幾千年來都這樣，所以這就是對了，人類反正就都跟着這個規則走了這麼多年，錯的話就不能延續這麼久。然而，問題是這到底是從生理角度出發判斷，還是說這是約定俗成呢？生理上男女當然不同，但現在的分工是否真的完全跟生理結構有關呢？而社會規範不過是人類制定出來的東西，凡是人定的都有可能出錯，而這當中更不用提會忽略了小眾和個人的需求。每個人生下來都不一樣，我們應該有權利去選擇我們想要做的自己，世俗規定最討厭的是它限制了一個人作為人應該有的自由。我們要打破這些框框，目的不是要每個人都顛倒所謂「正常」的世界，只是希望當有些人想選擇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時，他／她們不會被歧視，他／她們可以活得輕鬆自在。不過對於非理性的人來說，講這些對方都聽不進去，他／她們也不用拿甚麼來反駁你，就是對你重複說他／她們一直認知是如此那事實就是如此。談到這些點，我心裡就會很不舒服，因為覺得為甚麼世界裡有這麼多人不願意打開自己的心胸，為甚麼不能花一點時間好好思考跟分析事情？

如果說用語言和證據都沒辦去改變大家的刻板印象，那感性的方式還值得一試，電影是我的一個出口。我可以把我想講的，我所相信的理念放進我的電影裡。當然，別人看了不一定認同，也不一定能影響到甚麼，但至少我用我的方法，為我相信的事和理念發了聲，這就足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