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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人鄺華歡:為創作人做生涯規劃

2017年08月 | 第二十二期

文/黃詠思

鄺華歡(Erik)活躍於劇場和跨國藝術交流,以獨立製作人的身份為人熟悉,其周遊列國巡演的多媒體水墨劇場《玩‧風景》、破格的「墳場野餐」音樂會《墓所事事》、跟小城實驗劇團合作策劃的「劇場搏劇場」等皆有口碑。他其實更像是創作人的經理人,永遠是先行者,為對方摸石頭過河,而能走得多遠,就要靠創作人自己。他說:「我目標是幫他們發揮他們應該做到的事。」


好作品需要琢磨


曾任職政府機關達十年,策劃無數個藝術節、電影節及大型節慶活動,現在他表明自己為獨立製作人。「每個機構都有它的框架,獨立不代表我甚麼都可以做,只是思維上相對來說可以跳出架構,思考作品最需要甚麼。我的角色是要做好作品,不是打造澳門品牌,你做到好的內容就自然成為該地方的一個好品牌。」Erik目標很明確。


以往在官方部門工作不缺資源,現在事事都要先考慮成本效益。Erik坦言心態轉變,把一些項目當作投資。「投資時間又好,投資未來可預見的收成也好。比如一個演出,站在策劃者的位置,哪些部分需由自己承擔,就算沒有任何資源都要去做?就要看是否值得投資。」2008年,Erik在台灣看了《玩‧風景》的排練,覺得演出完整度不足,於是跟導演和演員溝通,提出一個作品要五年的發展。


五年,對藝團來說是奢侈的,但對Erik來說,只要安排得宜,就能同時琢磨出數部好作品。他和團隊花了兩年時間作駐場實驗,不斷加入新成員,還邀來移居加拿大的音樂人楊光奇、旅居北京的水墨藝術家吳少英,在當地物色舞者合作,然後在澳門及內地演出,每次演出都作出調整,直至2011年才成形。2012年回歸劇場做了一個完整版本,接下來幾年更帶著作品遊走歐洲和非洲演出。Erik示範了,展示作品的方式,還有很多種。


創作過程缺乏支持


「你想為了演出,還是想做一件好作品呢?」不少人因為場地及時間安排而局限了創作,但他的做法是考慮先做作品,而非考慮何時演出。他不時強調創作不一定要完整,但要先發展。導演譚智泉便是一個例子,2013年他邀請Erik當音樂劇的監製,Erik問對方相同的問題,阿泉想了想,決定做好作品。


「那段時間最需要的是做好文本和音樂,如果純粹為了做演出,可以為你統籌整件事,但站在我立場,我會用分段階的發展。牽涉資助問題,大家都很產品導向,要完成一件作品才可拿資助,就沒辦法給予空間你發展。就如畫家辦展覽,可獲印書、場租等實質的資助,那麼創作的部分呢?花那一年的過程其實沒人支持,所以藝術家是否為了搞展覽才創作呢?那是本末倒置。」


2014年,他們先呈現了音樂劇最初的版本《蝴蝶君》,然後到北京和台灣學京劇和國語,收集意見,2015年作品終於成熟,才正式做首演,蛻變成《時先生與他的情人》,後來在加拿大的藝術節贏得不少掌聲。團隊背後經歷不少辛酸,旅費昂貴,加上一連做十多場,Erik不諱言曾想過不去,但最後還是想爭取演出機會。「澳門有少許資助,最多反而是加拿大,一半以上資金都是來自當地的補助,原本純粹由澳門人製作,為了方便申請,請了當地人一同合作,那次算是成功的演出。除了評論外,最實質的迴響就是有人請你,我們還沒離開已有其他劇院和藝術節即時聯繫我們,我們2018至2019年還會回去演出六個星期,變成該劇院劇季的演出。」


澳門品牌只是口號


Erik直言:「明知改變體制不是藝團容易做到的事,那麼在自己能力範圍就盡力去做。」他認為澳門不重要,「那只是口號,甚麼是澳門文創?是否要打澳門招牌?新開張是可以,但開張過後魔法就會消失。如果團隊每個都是澳門人,作用和目的是甚麼?為了可以叫一個口號還是拿到資助?那麼資助為何一定要澳門人?大家都忽略了作品本身。」


Erik的作品不少為跨國或跨界別,於他而言別無特別目的,「到現在的年代沒甚麼是不跨界的。雖然我不是創作人,但我也想創作,會物色有甚麼合適的人選一同創作,並以內容為中心去尋找對象,不是澳門沒有才去找,而是放眼看甚麼是對的,就會放在一起。」跟觀眾一樣,他認為這裡沒你的觀眾,不代表你的作品就沒觀眾,他的工作就是要找尋這些機會,澳門觀眾不足夠養你,就到別處找。


他們不斷在外面建立網絡,介紹澳門作品,包括其他團的創作,因應對象給他們該類型的澳門作品去看。「在澳門做演出多數是朋友間的捧場,未必有熱情的觀眾,你也深知這裡有多少觀眾,沒必要硬來,如果真的不喜歡,其實是打擊你的自信心,倒不如去找對的觀眾,才有能力繼續向前行。」


他指若然只著眼於一小撮的觀眾,很容易迷失。「他們喜歡甚麼呢?於是做了一些大圍觀眾要的東西,但那未必是你的強項,而效果就是三不像,這種情況屢見不鮮,很藝術不是,很娛樂又不是。我正在測試創作人的能力,可以再爆發多少?可以再深入一點嗎?我希望讓他磨利把刀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