講到承傳中國文化和開拓創意產業，趙廣超是個不能不提的名字。他是個難以歸類的人物，興趣和涉獵的範疇既廣且精，無論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、還是西方的藝術源流、甚至是現代的設計美學，在他的筆下也可完美無瑕地結合起來。《不只中國木建築》、《十二美人》、《筆記清明上河圖》、《我的家在紫禁城》系列和《香港建造──荷李活道》等著作、展覽和多媒體項目，均用了活潑而細緻的手法，為傳統工藝和建築注入新生命。
「文創人對談」請來這位學貫東西的設計泰斗，暢談傳統與創意可如何跨界，還有甚麼是美。
李：文化評論人李展鵬 趙：平面設計師、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總監趙廣超
李：無論是藝術還是設計，都講求美。可否分享您對美的看法？
趙：去法國求學之前，我本身沒有受過藝術和設計訓練，但我從小到大很喜歡經驗互換，即是現實的經驗和書本所得的啓發互換。比如說，我小時候最愛畫畫，把東西畫出來，望着一樣東西來畫一個世界，又在那個世界反映一個現實出來，一直互換。這也是一個篩選過程，你選擇畫甚麼？自然是不喜歡的東西不要，喜歡的就要，然而消化和吸收，最後提煉出來的，就是對「美」的判斷。
李：那您認為，現在中國對美的判斷如何？
趙：每一個民族對美的感覺也不同。我先分享一個經驗，就是在1984年時，我仍在法國求學。當年我和其他同學一起在宿舍的電視房看世界盃。我記得那次是蘇聯對巴西，世界盃重頭戲，看的同學都是非洲人，只有我一個黃種人。他們看的時候調校電視的色調和光度，把球員的膚色調得很深，足球更是發光的。那些彩度和色域很誇張，但我覺得很有趣。因為他們在非洲的陽光下成長，他們的色譜裡要有燦爛的陽光，所以他們看電視的時候，我們平時覺得正常的顏色，對他們來說卻太淡。他們要很濃的色調，變成是兩隊黑人踢波。其實每一個地方的人也有他們獨有的喜好，那是最自然不過的。如果我們的美感判斷也要學人家那套，那我們就連喜歡甚麼東西的權力也沒有了。我想現在整個中國都面臨這樣的問題，我們要別人確認，我們連自己說喜歡一樣東西的勇氣也不夠強。
李：那中華文化的美是怎樣的？為何您如此着迷？
趙：我發現西方藝術的表達方式是把一個人的內在釋放，好像音樂和現代舞，即韻律出來的時候感情自然就出來，西洋繪畫也很類似。但當我看中國畫的時候，我開始腳軟。因為她是將外在的力量收回來，將之約束在一條線內，令我感到敬畏。由那一刻開始，我才知道我原來並不了解自己的文化。所以我在歐洲求學後期，開始不能接受西方藝術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終極主流。
李：但在這個甚麼也講求視覺效果的時代，你很成功地把本身內斂的文化造成很吸引眼球的東西，其實某程度上就是釋放內在力量，可否談談這個經驗？
趙：沒錯，現在的東西講求「eye-catching」。其實唐朝時還厲害，唐朝的人甚至拿自己的作品四處「傾銷」，就是所謂的文化輸出。我覺得eye-catching不是問題，而你不知道甚麼是好東西才糟糕，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子。再舉個例，意大利米蘭很知道自己最擅長甚麼。米蘭最出色的是設計，最差勁的是當代藝術，所以跑去米蘭的人，學的都是設計，因為當地的生態條件是這樣。但不論是設計還是藝術，最怕就是造得不美。其實你的東西「正」，別人就會喜歡。正就是正，不正說成正，才是問題。
李：您做了很多回響很大的項目，可否談談你最深刻的作品？
趙：當我第一次站在北京太和殿頂上，看著下面就是那條600年來中國人深信的龍脈，那一刻我好像看到平衡宇宙，同一時間很多東西在腦內湧出來：我小時候看的皇帝故事、中國的命運、這個皇城的身世等等。那一刻我感受很深刻，從前平民百姓根本沒有機會看的東西，現在竟然給我這個在香港農村長大的人有機會看。故宮裡有一個辦公室，我坐的位置應該是康熙年間，一些戲班入宮表演前放戲箱的地方。我在想，當時他們是怎樣？宮女是怎樣？太監是怎樣？我立即想做一個動畫，用一個永恆的鐘記着他們。那個鐘天天在聽太監的悄悄話，宮女又怎樣哭的故事，如是聽了幾百年。這仿佛就是我童年時在新界望着一條草思考的情況一樣，過程是漫長而細膩的，所以創作其實不需要甚麼科技去支援。我意思是，電腦或動畫是你的工具，可是現在工具支配了我們。還有，「快」這個字也支配了我們，而「快」未必樂，所以我們將快樂變成痛快，是一種帶有痛楚的速度。
李：但您的紫禁城和清明上河圖項目等成功地推動中國文化，所用的動畫和科技佔了重要一環啊。
趙：應該這樣說，科技在詮釋畫面的能力愈來愈強，但這個強項剛好就是它的缺陷。假如我們要發掘人文藝術或是文化的內涵，我認為就要適當地約束科技的表現力，否則的話，你想表現的就只會是科技和潮流帶來的高端效果，而不是它們的文化價值。
李：您做過故宮這麼大型的項目，又做過以香港最古老的街道荷李活道為題的研究和多媒體項目，那您認為比鄰的澳門有甚麼文化值得推廣？
趙：澳門是沿海城市，現在仍有一種純樸的漁港性格，亦有一些很「葡萄牙」的成份，有些地方有一個龐大的基督教文化系統的痕跡，但又可以看到儒家的內涵。我認為在這麼一個小城內能夠有這麼豐富的元素是十分罕見，也很了不起的，因為這其實需要經過一段時期的衝突和矛盾才取得平衡。
李：那您認為澳門可怎樣善用這些文化資產？
趙：我先舉個例：我在做故宮的項目時，我就到一所大學培訓數十名學生，培訓的內容是有關如何培養和發掘剛才我所提到的意義和價值。同樣，我相信澳門最大的資產其實就是學生。即使我們去辦一些項目，就算辦得很華麗，如果沒有了人才培訓的一環，其實都是在虛耗澳門的資源。
李：應該是哪方面的人才？創作的？還是推廣？
趙：主要是創作的，但其實應該是一個整體的人才。隨著一些有價值的資產，變成有價值的產品，最終也是要靠推廣。如果在推廣的過程中能賦予它人文價值，比如去推廣一個項目時，並不只求你去看看就算，而是令你看到推廣背後的人文訊息，甚至帶動一些風氣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整個文化承傳是一條「鏈」，有人創作，有人去傳播創作的訊息。我覺得中國好像沒有了一條這樣的「鏈」，即使每條「文化鏈」都很精彩，但每條都是斷的。在這方面我認為澳門比較完整，而澳門的生活條件也容得下人去創作，關鍵是要打開年輕人的視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