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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欣羨

電影導演,2012年憑紀錄片《櫃裡孩》獲得「2012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」評審大獎,並獲邀在亞洲及歐洲多個影展放映。其後赴香港演藝學院修讀電影製作碩士課程,畢業作品《小學雞大電影》入圍2013年「香港亞洲電影節」。紀錄片《荒蕪中栽花》獲得「2014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」評審推介獎。近期作品《骨妹》獲選為「第一屆澳門國際影展」競賽影片,獲得「澳門觀眾大獎」,亦獲「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」兩項提名。


疫情中的澳門影視產業

2020年06月 | 第三十九期

這一兩個月以來,留在家的時間佔了大多數。好處是可以把一直想看但還沒時間看的電影或電視影集補齊,偶爾還可以上一些網絡課程,增值一下自己,還有每天可以在家中和家人吃飯,多了相處的時間。然而,工作上卻是陷入全面的停工,不僅所有項目延期,有些在疫情前完成的博企項目,也還沒有拿到尾期的款項。在澳門從事影視製作的自由工作者,這個春天都在想,我們是否要再找另外的工作?

 

澳門本來就是以旅遊博彩業為主的城市,影視產業一直都不是主流,那為甚麼這次的疫情對我們打擊還是那麼嚴重呢?我想要先來探討一下,在疫情前,澳門的影視產業是如何生存的。在2000年以前,澳門幾乎沒有甚麼影視類的自由工作者,拍電影、短片只是一種興趣,有技術的人員,大部分都有了正職,幸運的會是一份廣告或設計的工作,跟影視創作也掛得上鈎,其餘更多的是跟影視無關,只能在週末或假期時和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拍片,追尋那個不知道在何處的夢。2010年以後,影視工作的自由工作者逐漸增多,一方面是回流澳門的影視製作人才變多,另一方面是本地的新力軍也願意放手一博,不求一份穩定的工作,想大膽嘗試殺出一條新血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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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澳門這個小城,養活這些自由工作者和影視公司的到底是甚麼呢?據我的觀察,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。一是廣告或短片相關工作,另一種則是電影相關的工作。廣告的金主大家很容易會想到博企,但博企實際上只有些小型的廣告會用澳門的團隊製作,大型廣告用澳門團隊拍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當然我了解博企會認為澳門團隊經驗尚淺,沒法獨立承擔一些很大型的製作,這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即使博企起用了外地的拍攝團隊,其實由於他/她們對本地的環境不熟悉,很大部分還是會請澳門的工作人員來從旁協助,在這種操作下澳門的工作人員還是有機會可以拿到薪水。不過這也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,有時候外地團隊實際上是判上判,意思是他們直接交給本地的公司製作,只是從中抽取佣金。這實際上會令製作費變少了,本地公司賺取的利潤也變少,而知名度也沒增加,變成一個雙輸的情況。

 

除了博企外,最多的廣告是政府和社團的委託,因為澳門的社團文化,實際上有很多社團需要拍攝一些介紹或紀錄的短片,這些影片都是日常可以維持自由工作者的基本生活開銷。至於電影方面,本地開拍的電影少之又少,一年可能不超過兩三套,而用全澳門班底製作的基本上是沒有的,所以電影工作者基本上是沒法光靠電影工作維生。反倒是外地來澳拍攝的電影,跟博企的大型廣告原理一樣,因為他們都需要在地的製片和工作人員,所以定必會請一定數量的本地員工,再加上偶爾需要請的一些臨時演員和特約演員,會有蠻多的工作機會因此產生。疫情開始以後,博彩業就進入了冰河時期,基本上他們都自顧不暇,更遑論要去外判一些宣傳片的工作,所以基本上所有和博企有關的影視製作都陷入停工。再來就是政府和社團的委託,政府正全力進行防疫工作和疫情過後的復甦安排,其他事情幾乎都是次要,而廣告宣傳等絕對不是他們首要任務。電影方面,不要說是澳門,幾乎全球的影視產業都在停擺,大型的製作都要停機,所以本地的製作也好,來澳拍攝的團隊也好,根本就不會有電影製作在本地發生。疫情期間,澳門的影視產業陷入一個困境,但同時全球很多的人都被逼留在家中,影視內容其實大量被需要,只是我們要好好思考怎麼找到一個轉危為機的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