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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小雯

生於澳門、現居紐約,從事獨立策展、寫作及藝術教育工作。2019年擔任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中國澳門展區策展人,並曾任職於紐約市文化局、美國華人博物館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等機構。北京大學中文及藝術學雙學士,紐約大學藝術行政碩士。

消失的應許之地──紐約的藝術家村

2018年06月 | 第二十七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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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年代紐約下城的藝術聚落(攝:Dave Health,來源:Stephen Bulger畫廊及Howard Greenberg畫廊)


「一個乾燥溫暖的秋日,我們穿上了自己最得意的行頭:我的是垮掉派涼鞋和破披巾,羅伯特戴着他的『愛與和平』珠串,穿着羊皮馬甲。我們坐地鐵到第四大街西站,在華盛頓廣場待了一個下午。我們一起喝着保溫瓶裡的咖啡,看着如織的遊客、癮君子和民謠歌手。激動的革命者散發着反戰傳單,棋手也吸引着他們自己的觀眾,大家共存在由唇槍舌劍、手鼓和犬吠交織而成的持續的嗡嗡聲裡……」──帕蒂.史密斯(Patti Smith)《只是孩子》


這是帕蒂.史密斯筆下60年代末的紐約,那個時代,曼哈頓下城是貧窮藝術家的天堂,低廉的租金把藝術家集聚在一起,藝術家經營着自己的另類藝術空間,相互幫忙佈置展覽,也相互充當彼此的觀眾,各種跨界的、意想不到的藝術實驗都得到自己的一片土壤。


將近半個世紀過去,當年的另類藝術以先鋒的名字寫進了藝術史,送進了美術館和拍賣行,然而,紐約下城的藝術風光卻不再。2010年,帕蒂.史密斯出席一場公共講座,有人問她,如今年輕人來到紐約,還可以像她當年那樣嗎?帕蒂說,去找一個新的城市去吧,「紐約仍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城市,但它已對那些貧窮的人、那個創意蓬勃的社群關上了大門。」


藝術家策展人朱莉•奥特(Julie Ault)在《紐約的另類藝術:1965年至1985年》中寫道,六七十年代紐約的藝術氛圍是由一系列的因素推動的:「大量甚至是過量的藝術人口;都市人口在文化、種族上的多樣性;社會運動和自由抗爭的政治環境;低廉的商住空間;大量的閒置都市用地;規範較少的公共空間;上升的公共文化資助;作為重要的藝術之都的城市。」環顧這眾多的因素,今天的紐約變化最大的,就是再難有藝術家可以負擔得起的空間和土地了。2015年都市未來(研究)中心(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)發佈的《創意紐約》報告顯示,高昂的租金正在把藝術家趕走,也將那些創意的群落原地解散。


藝術家將何去何從?90年代以來,世界各地的許多城市都想打造像曼哈頓下城的蘇豪、東村那樣的藝術家村,可是為甚麼它們卻沒有獲得藝術家的青睞?一個主要的原因是,這些藝術家村的營運者沒有注意到,藝術家聚集起來的原因。美國西北大學藝術系的副教授Lane Relyea寫道:「(藝術圈)變成一個更龐大的系統,並且擴散到全國各地,因為每年各地藝術碩士的人數都在持續增長……藝術家必須在商業以外找到另類的生存方式……他們既是創作者,也是組織者,他們必須聯合在一起,在內部產生相互的認可、地位、知名度和履歷。」換句話說,藝術家村並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的藝術家集合,而是一個由藝術家組成的小型社會,成員之間相互依存、相互協助以求發展。如果沒有形成這種能夠為藝術家提供支持的網絡,所謂的藝術家村就只是徒有其名。


從東村、蘇豪走出來的明星藝術家,似乎給許多人講述了文創致富的故事,甚至催生了許多文化地產的項目,但它們卻很難打造成具有活力的藝術社區,不是由於聚集的藝術家不夠多不夠好,或者不夠接近藝術市場的中心,而是未能重視以及支持藝術家社群的發展。事實上,在全球化的今天,藝術市場無遠弗屆,藝術人才全球流通,許多新興藝術城市就如同當年的紐約下城,正是另類藝術實踐的搖籃,也提供着主流藝術系統革新所需要的動力。


去找一個新的城市去吧,帕蒂說。找一個新的藝術家的應許之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