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幾何時，在台灣，所有和文化教育有關的工作，都成了「案子」：化整為零、分裝兜售、層層轉包。以學校為例，教師們忙教學都來不及了，還得應付教育局琳琅滿目的「計劃目標」，從品德到特殊才藝，全都是「計劃案」，檯面上稱「方案」，檯面下稱「辦活動」。經費少、時間趕但又需要達到宣傳某種概念的，就辦個徵文比賽；周期長的就搞個如「XX教育培育四年計劃」、「數位學習計劃」。教師們一接到公文，就得埋首卷軼浩繁的文書作業，從文宣製作、找學生參加、拍照記錄到結案核銷，無不人仰馬翻。

社工界也深陷「辦活動」的泥淖，由於需要照顧的個案量太大、社工人數太少，光是例行的照顧工作就會忙到過勞死，還得應付各種方案，除了來自政府的指導方針，還有企業界以「做公益」為名的宣傳活動，得搞記者會、找弱勢兒童來「做場面」，以領到捐款與資源。於是，辦不完的活動、寫不完的結案報告、追不完的發票收據，還要被主管機關檢討「效益好不好」。

文化圈的情況更糟。教師很清楚自己的本業就是教學，社工的本業則是對弱勢族群的長期支持照護，文化工作者的本業是什麼呢？明清時代，搞文化的有個不怎麼好聽的職稱，叫做「幫閒」。幫閒是給有錢人家養著、類似幕僚的角色，替老闆搞戲曲演出、寫詩作文、種花造園。現在，社會觀念翻轉了，知道「文化」不是有錢人的專利，各個領域、階層都有屬於自己的美好之處，找到自己的價值、重新認識、發揚光大，就是「文創」的基本精神。然而，這個過程需要的是深耕，是複雜而多面向的，包括族群的凝聚、自我認同的建立、歷史脈絡的發掘與重塑，需要默默持續的工作其實非常多。這些工作大多依賴政府文化部門的經費才能夠持續，然而，要怎麼拿到經費呢？

辦活動。

所有的計劃都有固定格式：計劃目標、施行辦法、預算、預期成效。結案報告則是根據預算與預期成效去核銷、寫檢討。在初入行的那幾年，我做了一個小案子，是一個學生劇團的小戲。那時候電腦還不普遍，網路也只是撥接，很多文件還得靠手寫和影印。區區十萬元台幣的預算、觀眾總數僅兩百人，這種規模的活動，卻讓我在繳交成果報告書之後，被文化管理機關叫去辦公室，聽了一頓教訓：「你都沒有做圖表啊！圓餅圖長條圖呢？還有媒體曝光的觸及率呢？媒體曝光與買票觀眾的效益關係呢？從你的結案報告，我看不到效益啊！我們做檢討都要看這個的喔！」

關鍵是數字。你的作品再怎麼精彩、劇評反應再好、劇團營運再怎麼因為這齣戲而強固基礎，都沒有意義，重點在於要把漂亮的數字「做」出來。非營利的工作無法追求實際的錢，就只能追求「人數」。要怎麼做才能讓參與人數最大化？辦活動。靜靜深耕是拿不到效益的。於是，各式各樣的「大拜拜」出現了，原住民的祭典搞成聯合嘉年華、戲劇展演要串成藝術節、歷史場址要弄成創意市集、農村文化節要弄成觀光夜市。文化工作者全都成了公關公司，一場場看似熱鬧（人很多）的活動底下，文化的基礎，都是空的。